他是毛泽东的纯真信徒，他的毛思想理论小组定期在几家挂有毛大头像的餐馆进行活动。他撕掉餐馆橱窗外挡住毛泽东像的圣诞老人头像坐下来吃饭，反复一句话：“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，对付汉奸走狗；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；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。”唱红歌，带领越来越多的人同唱红歌，是他抒发信仰的方式。
几十年来，几乎没人见过戴诚穿长袖衣服。雪白的短袖衬衣被闪着光的黑色皮带束在藏青的西裤里。衣袋口金色的毛泽东像虽小，却是全身上下最耀眼的地方。一块戴了多年的表，一双皮鞋，装束简单到无从赘述。
除了演出，这样的标配几十年未变。他像一棵常青树，令四季更替在他身上无计可施；也令他在这个雪前的寒冬变得尤为突兀。那些绕道而行的异样目光，并未让他有丝毫不适，相反，他倒像个人来疯的孩子，提高了嗓门说话，反复强调他的观点：对目前的社会，应该“以封建皇帝的手段灭九族，对付汉奸走狗；以希特勒的手段优化民族；最后再用毛泽东思想哺育人”。
这一次，戴诚出名了。开着几千块买来的20年二手老尼桑，他比平常更精神抖擞。火车站边有人递过来一摞最新的《南方周末》，头版头条是他。不断有人打电话给他，他也不断打电话给他认为需要通知的人。
这是毛泽东诞辰119年演出结束后第一天。27天前，在人民大会堂“盛世欢歌”演出现场的不快经历，被前一天演出成功的喜悦取代。寒风冷雨中，一周4次的合唱团排练仍旧火热进行。他被他的“毛派”同仁封为“中国红歌总司令”，他被媒体关注正是从那场“盛世欢歌”的闹剧开始。
“盛世欢歌”
去年9月，戴诚接到北京一位“杜老师”的电话，自称是第二届“盛世欢歌――中国中老年文艺汇演暨颁奖典礼”组委会工作人员，邀请他经营近二十年的常州合唱团到人民大会堂演出，“不是比赛，是演出。”
这对戴诚来说，并不意外。就在9月，中央电视台“歌声与微笑”栏目到常州对合唱团进行了拍摄，只是“节目还没有播出”。直到12月末，合唱团排练场地内，“热烈欢迎中央电视台”的红色横幅依然高高挂着。
这也不是常州合唱团第一次进京演出。十年前，戴诚就带着正式组建的常州合唱团一行98人，到北京参加中国合唱协会举办的老年合唱比赛。没有费用支持，只能大家自掏腰包。“一提到钱，立马鸦雀无声。”最后98人只有42人报名，“一喊，‘戴主席出钱’，一下子98人都愿意了。”
“许多老人一辈子没去过首都”，戴诚觉得拉下谁都不好，于是把自家房子卖了15.2万元，把老家的旧房子一层卖了5万元。这样的痴狂，当然让妻子难以忍受，气回了娘家。夫妻因此分居六七年，互不往来。
卖房费加上四处举债，东拼西凑八十多万元，终于够“往返北京十天的”。原本只能火车去，最后他从旅行社订了两辆大巴，98人高高兴兴地北京10日，旅游加比赛。
十年后的受邀并未让戴诚喜出望外，“我们已去人民大会堂演出过。”两年前，常州合唱团曾被邀请参加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毛泽东诞辰117周年文艺晚会。但“组委会”的另一个说法让他觉得意义重大：正值十八大，“要为新一届领导班子演出”。
“每人交2000元”，和十年前一样，费用问题再度让合唱团成员犹豫了。但是戴诚依然豪气万丈，再一次以个人名义借债30万元。11月28日，车身贴着“常州合唱团应邀赴人民大会堂汇报演出团”，戴诚带着合唱团131人浩浩荡荡开赴北京。
在北京，戴诚没等来他所要的“重大意义”。12月1日下午，131人一身“戎装”，打扮停当，来到人民大会堂，却傻了眼。
“大概六十个团，六千多人在闹。”戴诚和他的合唱团站在最后，看着台上各种撒泼和“义正词严”的口号，瞬时也乱了方寸。
在现场录制的视频画面上：几位干练的老人坐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台上，对前来劝阻的工作人员睥睨而视；混乱中一位看似领袖的中年妇女试图“主持大局”，上台言辞有力地说：“做什么事情，都得讲道理、都得按原则来，尤其是在人民大会堂……问题不解决，我们谁都不离开现场！”不久，音乐响起，铿锵有力的红色歌曲响彻宴会厅。现场的老年人纷纷拿出手机，四处走动拍摄当时场景。有人对自己的团员振臂一呼：“上台来！上台来！讨个说法！”也有人一脸无辜，懵懂地坐在场边……
现场诉求各异，有的因为没有安排组委会曾允诺的旅游；许多团到人民大会堂后，发现已有团在走台，自己并未被选拔到人民大会堂演出，感觉被选节目早已“内定”，参演地点也并非万人报告厅……
由此而起的闹场愈演愈烈，戴诚觉得自己和团员“不能添乱”，他组织合唱团在一边唱起了《东方红》。但这并未阻止乱状升级，甚至有人开始围攻现场工作人员。直到翌日凌晨两点，组委会允诺退还每人2000元的收费，人群才散去。此前，常州合唱团已经有4人相继晕倒。
凌晨5点多，戴诚带着合唱团疲惫地从人民大会堂出来时，看到路边堆了很多面包和蛋糕，戴诚顺手拿来几个吃了充饥，“这还让我回来拉肚子了。”
混乱之中，戴诚几度发表了试图组织大家有序的演讲，但最后很委屈地被冠以“叛徒”之名。兴致勃勃而往的常州合唱团，在12月5日灰头土脸地回了常州。
两天后，戴诚在团内展开反思和“整风”，老人们开始相互检举，在将一名参与讨要费用的团员除名后，他崩溃地失声痛哭。
“乱世偷生”
出身老革命家庭的戴诚，家里最多的“图腾”是毛泽东像。一人高的半身石膏像摆在大门正前方，红色对联也是毛泽东诗词。一层125平方米的复式回迁公寓里，外孙的玩具和大大小小的毛泽东像混杂在一起。
二楼是戴诚的世界：10平方米的房间，被两千册红色的毛泽东书籍围绕，一年四季一床被褥居于其间；对门房间是他的中医研究室，堆放着中医书籍，床榻上两件换洗的白色短袖衬衫堆成一团；另一间被他称为“音乐室”的阁楼内，一张书桌，有音乐播放设备；另有贴满毛泽东语录和诗词的房间，以会议室的样式摆放着桌椅……所有这些房间都显得凌乱，以至于找起东西来，戴诚要一个个房间翻。
将这些房间联系在一起的是贴在墙上的织锦毛泽东照片，以及戴诚本人的演出照片。整间屋子最肃穆处，除了毛泽东像，就是露台上戴诚父亲戴凤的紫砂石像。
这位1939年“参加革命”的“贫农阶层”，是毛泽东之外，深深影响戴诚的人。在30公里外的长江对岸，还在泰兴时候的父亲便是戴诚心目中的英雄：“他是那里的游击队长，方圆百里内，一提到我父亲――戴凤来了，国民党就要逃了。他本来叫戴金坤，后来参加革命，组织帮他改了现在这个名字，建国以后，他要把名字改过来，组织上未予同意，就一直是这个名字。”
渡江战役中，戴凤是连指导员，过了江，“在常州西郊受了伤，就留在当地。因为穷人出身，没有文化，就靠入伍后学了几个字，所以当时是常州市西郊供销社副主任。”
红色家庭背景下成长起来，至今戴诚认为：“很多人想不通，认为被斗了，我认为‘文革’是好的，‘文革’是对干部的素质检查，形象检查，廉政检查，为人检查，我父亲同样是干部，为什么没被斗呢？因为他始终就是没有等级观念。‘文革’那些倒霉的干部是取决于他的为人，我父亲下到扫垃圾的，很穷的农民，上到官员，都愿意跟他来往，谁有困难，只要找我父亲，我父亲都会千方百计、想方设法，帮忙解决。”
事实上，“文革”发生的时候戴诚13岁，读五年级。学校停课之后，戴诚便成为积极的红小兵，忙着到处刷标语。当地有两大派系：工农学和主力军。“我那时候就在工农学，也就是保皇派，主力军才确实是劳苦大众。其实保皇派这一伙人是刘少奇、邓小平操纵的，我现在才知道站错了。毛主席是用‘文革’纠正中央路线的错误，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干部，让干部不离开共产党的宗旨，现在想想那时候我们保皇派不就错了吗？那个时候不懂，现在懂了，但是已经来不及了，一辈子都过去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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